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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”辛弃疾的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脍炙人口，写尽昔日刘裕北伐的雄伟风采，然而这样的英主，却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仓促回师。这个人就是刘穆之——拿稳了多重名臣剧本却名声不显的南朝第一相。
江家凤凰男
刘穆之（360—417），字道和，小字道民，东晋时东莞郡莒县人，据闻乃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人，不过此时他的家族早已衰落，其父祖皆不见于史书，只有一“从兄之父”刘爽，担任山阴令。因此，刘穆之的出身在魏晋时代，属于标准的庶族寒士，甚至他还在后来亲口承认，就连某些生活用品都很匮乏。
刘穆之很早便展现出才华，“少好《书》《传》，博览多通”。据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他还做过一个奇异的怪梦：有两艘船合成为一艘大船，上有华盖与奢侈的装潢，然后自己就乘着这艘船升天了。天亮后，有个老妇人问：“您昨晚做了好梦吗？”刘穆之便悉数告知，老妇人说，您必会成为宰相，然后就消失不见。
但在东晋这样一个论门第的时代，刘穆之想出人头地很不容易，转机出现在他遇到了一位贵人——建武将军、琅琊内史江敳（ái），济阳江氏是高门大族，江敳的父亲江虨（bīn）官至吏部尚书、右军将军、尚书仆射，相当于宰相之职，又由于东晋储君多任琅琊王，琅琊内史江敳，大概率也会成为宰相。这样的人不仅聘他为主簿，还把侄女嫁给了他。然而门第悬殊，江氏子弟大多对他嘲弄非常：
（刘穆之）“好往妻兄家乞食，多见辱。”一次，刘穆之索取槟榔，“江氏兄弟戏之曰：‘槟榔消食，君乃常饥，何忽须此？’”
如果没有另一位出身贫微、雄才伟略的君王出现，刘穆之的一生可能就在这样的蹉跎中消磨而过。
双向奔赴的君臣
东晋末年，随着农民起义的冲击和藩镇军阀的崛起，朝廷的统治和门阀的基石已经摇摇欲坠。元兴二年（403）十二月，桓玄改元“永始”，废晋安帝为平固王，建立桓楚政权。但由于他在任上纵情享乐，暴戾恣睢，天怒人怨，刘裕等北府兵将领在次年（404）起兵反楚。
在这风起云涌的历史十字路口中，刘穆之将如何选择呢？
晋安帝被废后，琅琊王府及附属的江氏一同衰落，桓玄掌握大权，但毕竟是前朝乱臣贼子篡位登基，人心不服；与之对应，刘裕“仅识文字”，虽然现在不过百来人，但以军功起家，善于作战，自己还有一从兄刘仲道在刘裕处担任参军。权衡过后，刘穆之决定投奔刘裕。
恰好此时刘裕也因为自己“始举大义，方造艰难”，急需一辅助自己的主簿。他向众人问说，谁可担当此任？一位将领说“无过刘道民”，于是他也派了信使去寻找刘穆之。最终，刘穆之在路上与征辟自己的信使撞了个正着。两人真可谓“双向奔赴”。
刘裕既得刘穆之，便如刘备得到了诸葛亮一般：
“遂委以腹心之任，动止咨焉；穆之亦竭节尽诚，无所遗隐。”
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他们双方的确既彼此需要，又同因被门阀压制而惺惺相惜。
当前，最要紧的军政大事就是追杀裹挟晋安帝逃亡寻阳的桓玄。在刘穆之的建言下，刘裕重树司马氏的旗帜，焚烧桓温牌位，为晋帝立庙，还诈称密诏，扶持晋元帝司马睿之孙、在宗室中素有威信的武陵王司马遵：
“总摄万机，加侍中、大将军，移入东宫，内外毕敬。”
自此，刘裕“挟大将军以令诸侯”，奉辞伐罪。
除此之外，刘穆之还劝说刘裕只诛首恶，分而间之。当年五月，桓玄被斩，而期间刘穆之“斟酌时宜，随方矫正，不盈旬日，风俗顿改”，“诸大处分，皆仓卒立定，并穆之所建也”，因功晋升“录事参军，领堂邑太守，以平桓玄功，封西华县五等子”。但是，叛臣暴君的死亡并不是结束，而是这对寒庶君臣此后更艰难挑战的起点。
霸府造宋，排除异己
义熙元年（405）三月，刘裕迎晋安帝回建康，并推拒了“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”的任命，坚定地选择回到丹徒。尽管远离朝廷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开仍旧家大业大门阀的锋芒，巩固自己京口、晋陵势力的基本盘。特别地，刘裕还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安插在朝廷的盟友：司徒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王谧。王谧出身第一士族琅琊王氏，门第可以服众，而他又与刘裕有旧，“高祖（刘裕）名微位薄，轻狡无行，盛流皆不与相知，唯王谧独奇贵之”，并在桓玄篡位时，无耻地“手解帝玺绶”，构成其于东晋复立后的巨大污点，便于掌控。
义熙三年（407）三月，王谧去世，政治局势再起波澜。东晋廷议令谢混为扬州刺史，孟昶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负责朝中事务。谢混、孟昶都出身世家，也都曾投身刘裕手下，参与起义。刘穆之敏感地意识到了风向，直接向刘裕建言说，您兴复皇祚，既有大功，便有大位，但高位不可持久，因为人必猜忌，一旦失权，就势再难返。孟昶和刘毅（同原为刘裕部将）已经和朝廷的高官结成了盟友，他们与您势均力敌，未来“终相吞咀”。因此，您应当立刻奔赴建康，这样百官就不敢任命他人，然后，您应当真正地实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壮大霸府的力量与声势。所谓霸府，就是为了对抗因九品中正制而根深叶茂的门阀政治，另起炉灶，培植自己的官僚班底，贯彻全新的施政主张。刘裕听从其言，果然得授“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徐、兖二州刺史如故”。曾经韬光养晦暂且让出的职位，至此终于回到了自己手中。然而，他毕竟“崛起布衣……功虽有余，而德未足也”。要真正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乃至于取而代之，必须有更多的军功。
义熙五年（409），南燕皇帝慕容超纵兵肆虐淮北，机会已经到来。刘裕也的确极具军事才华，次年即灭南燕，将俘虏的慕容超送至建康，斩首示众。而在北上之际，天师道卢循、徐道发动起义，逼近京邑。回师后，刘裕又于义熙七年（411）消灭徐、卢。期间，刘穆之一路跟随，“从征广固，还拒卢循，常居幕中画策，决断众事”，可谓是张良一般的人物。
但随着外敌扫平，内部的暗潮涌流便摆上台面。刘毅在平桓功成后被任为卫将军、江荆二州刺史，成为仅次于刘裕的又一地方雄主。他看不惯刘穆之，只是刘裕对刘穆之的信任不改，又或者，他早就听从刘穆之的谏言，认同刘毅才是自己的敌人。义熙八年（412），刘裕领兵突袭荆州，刘毅兵败自杀。出征前，刘裕令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。诸葛长民也是刘裕霸府早期骨干，只是“骄纵贪奢”，“谋欲为乱”。他担心自己也会重蹈覆辙，于是询问刘穆之说，大家都说我和刘裕不和，你怎么看？刘穆之本就是刘裕留下辅佐与制衡诸葛长民的人，当时被封为建威将军，开府治事，并配备兵力。他安抚诸葛长民说，“相公西征，老母弱弟委之将军，何谓不平”，于是诸葛长民便犹豫不定，未能起事，直到刘裕归来，将之伏杀。
至于孟昶，他早在义熙六年（410），徐、卢逼近建康时，就因打算和诸葛长民一起带晋安帝转至江北，死谏“仰药而死”。义熙十一年（415），刘裕又西讨宗室司马休之，毁灭了东晋皇族势力的最后一块基石，也清除了所有可能的异己分子，尽管其中不少是自己的旧部。
在这一路上，刘穆之始终是他最信任的人，或者说，他本身也是最大的推动和协助者，“事无大小，一决穆之”。他留在朝中时，充当着萧何一般的角色：
“……内总朝政，外供军旅，决断如流，事无拥滞。宾客辐辏，求诉百端，内外谘禀，盈阶满室，目览辞讼，手答笺书，耳行听受，口并酬应，不相参涉，皆悉赡举。”
甚至于更狠辣地兼职早了近千年客串了未来的“锦衣卫”：
“穆之外所闻见，莫不大小必白，虽复闾里言谑，途陌细事，皆一二以闻。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，皆由穆之也。又爱好宾游，坐客恒满，布耳目以为视听，故朝野同异，穆之莫不必知。”
需要注意的是，最后一战时，刘穆之已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兼领丹阳尹，曾经宰相的预言梦已经实现了。
魂丧九锡，因何愧惧
义熙十二年（416），刘裕又一次踏上北伐的征程，并再度势如破竹，第二年就打得后秦皇帝姚泓请降，收复了黄河南岸包括关中在内的广阔地区，达成自晋室南渡以来北伐的最大成就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刘穆之却突然丧命，为免朝中生变，刘裕不得不仓促回师。问题是，刘穆之是怎么死的呢？
据史书记载，约在义熙十三年（417）：
“前锋已平洛阳，而未遣九锡，弘衔使还京师，讽旨朝廷。时刘穆之掌留任，而旨反从北来，穆之愧惧，发病遂卒。”
这段话里面的“愧惧”很值得玩味。作为一个绝非出于对司马氏忠心而投奔刘裕，曾明确喊出“天命已移”，野心勃勃的聪明狠人，刘穆之应该并不是像演义中荀彧那种愚忠晋室，直到看刘裕展露獠牙、野心暴露，才意识到自己被骗，最终心碎而死的人设。
尽管一直以来，他也的确效仿荀彧，给主公选贤任能——“我虽不及荀令君之善举，然不举不善”。刘穆之的前军府就是他为刘裕打造出来的班底。军事上，为了谋取胜利，他劝说刘裕任用桓玄旧将朱龄，以及为北府名将刘毅不容的谢方明、蔡廓等人。文臣中，为了抗衡门阀，他积极吸收和自己及主公出身类似的寒门庶族，如江秉之等；拉拢原本被打压的吴地地方士族，如出身吴郡张氏的张邵；起用那些向刘裕表达了忠诚，又具才干的高门子弟，比如出自陈郡谢氏的谢晦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刘宋政权里面的中流砥柱。至于那些徒有门第的，刘穆之一概略之不用，如司徒左长史，出身琅琊王氏，王羲之之孙、王献之之子，还和自己有交情的王靖之……然而，尽管高门士族傲慢清高，但他们同样见风使舵，甘愿下注。于是，形势发生了逆转，而刘穆之的态度也变化了。
仍然以谢晦为例，他逐渐得到了昔日刘穆之的待遇：
“高祖深加爱赏，群僚莫及。从征关、洛，内外要任悉委之。”
但是，他的见解却屡屡和刘穆之不同。那时刘穆之已经留守，不再随征，刘穆之开始近乎诅咒地说谢晦：“你还能回来吗？”在听闻刘裕想任谢晦从事中郎时，刘穆之也坚决不允。不过，也许刘裕到底更看重“旧爱”，因此在刘穆之还活着的时候，从未给谢晦升迁。也正因如此，曾经的知遇之恩，已化为阻道之仇。一个例证就是刘穆之的死讯传来，“高祖哭之甚恸”，而谢晦正在当值，“喜甚，自入阁内参审穆之死问”，恨不得通过确认再听一遍好消息。
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弘，也曾明确反驳有关“刘穆之终后便无继者”的言论，说昔日曹魏看重张郃，“谓不可一日无之。及郃死，何关兴废”，引得全场宾客的笑赞。
无疑，他们都是刘穆之的政敌。
或许，刘穆之并不关心司马氏的去留，也不会反对为刘裕加九锡，他只是在意这一重大消息，竟然是由王弘等人决定并传达给自己。昔日刘裕“常日事无大小，必赐与谋之”的信任与习惯，如今竟要付予他人了吗？这种刺激下，将自己性命前途全部系于刘裕一身，并且很可能本来便在病中的刘穆之就此一命呜呼。
难辨功罪的评定
或许仅仅是刘穆之过于敏感和超前地看到了君臣失和的不祥结局，无论如何，此时的刘裕仍将他挂在心头。在军中听闻其死讯后，他“闻问惊恸”，大哭“丧我贤友”。刘裕还令傅亮操笔，以自己的口吻代撰《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》，里面除歌颂刘穆之功绩之外，就是在阐述他如何与其“金兰之分，义深情感”。最终，刘裕为刘穆之讨来了仪同三司、侍中司徒、南昌县侯的追赠。三年后，刘裕受禅，以宋代晋，仍然感怀不已，叹“穆之不死，当助我理天下，可谓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’”，又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，谥号文宣。“近因游践，瞻其茔域，九原之想，情深悼叹。可致祭墓所，以申永怀！”面对群臣的劝慰，刘裕甚至这样回复说：你们都以为我是刘穆之的伯乐，焉知我何尝不是他的千里马呢！现在刘穆之死了，后人也要轻视我了。他的爱重竟到达了如此的地步，也的确不愧昔日双向奔赴的佳话。
尽管刘穆之用毕生心血灌溉了刘宋的诞生，但他的死也断绝了刘宋更进一步的可能。王夫之说：
“当时在廷之士，无有为裕心腹者，孤恃一机汰之刘穆之，而又死矣。”
在他死后，刘裕终于给了谢晦那个迟到已久的从事中郎，也便默许了高门世家重新在朝堂里活跃。他还为了尽快回朝，以及确实因无法再找到如刘穆之那般可以全心信赖的人，而仅留一万精兵于关中，并叫本有矛盾的王镇恶和沈田子在那边相互制衡，最终断送了北伐良机，此后刘宋“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”。
正因如此，刘穆之的身后名也遭到了攻击。学者们一方面将他与各种名臣相提并论，另一方面又一定要强调他的逊色：
“刘穆之辅刘裕，岂惟才智不及荀彧，而识又不及焉”
“萧相守关成汉业，穆之一死宋班师”
“曹操之兴，荀彧本欲扶持，接续汉事，操不用，又杀之……况刘穆之比以前人更隔数十重见识。刘裕本有阔达意度，而穆之以狭劣教之；其君臣上下，自富贵娱乐一身之外更无他说，以致国祚短促，皆其自取；民生其间，受祸迫数，可胜叹哉！”
当然，最末《宋书》的这一评判，无疑落了“以成败论英雄”，和将责任悉数甩锅臣属的下风。但对刘穆之本人而言，这些或许都不要紧，他大抵无恨于自己的一生，能在年华将老之际大展才华，乘坐被他证明自己配得上的梦中大船，升天去也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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